＃本文摘自《嘉山文史》榜首辑(1986年12月)，宗元龙口述、刘振球收拾，原标题《嘉山县日、伪、顽内情的片断回想》
我的阅历是杂乱的：在第2次国内革新战役、抗日战役、第三次国内革新战役的三个时期里，我在嘉山县都扮演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二战时期，我参加了，又参加了复兴社，曾担任过嘉山县社干总队分队长、县政府卫兵长；抗战时期，担任过汪伪的中队长，三战时期，担任嘉山县少校锄奸大队长、军统局滁县组中尉通讯员、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处南翔谍报组中校组长等职务。从我的阅历可以印证了日、伪、顽三方狼狈为奸的联络。我亲历了他们在嘉山的活动，目击了人为祖国解放、为公民利益而牺牲的精力。回想往事，惭愧备至！解放后，我取得重生，日前过着安靖的日子，但我对公民总怀着无以为报的负疚心境，现将我在旧社会的耳闻、目击，作务实、存真的回想：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失守。年末，嘉山县城——三界被敌占据。其时的县长杨杼丧魂落魄，敌人未到，他将县印向财委会委员长蒋鸿飞处一交，弃职潜逃。嘉山县这时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九三八年元且刚过，有一个小队（17人）日军从滁县沿铁路步行到明光，意图是观察池河大桥被损坏的状况，在明光南首三孔桥处打死一姓鲍农人，行至河下，又打死一人。下午，明光的陈亚镜、李云池、李国玺自封为正、副保持会长，并发动一些住户，门口悬挂日旗，还带领一部分人手持日旗前往欢迎，把日寇迎到商会（现党校对门），以酒饭款待。因壮训总队副总队长李蒸率县常备中队及明光防护团共二百余人在河下向其开战，日军没有住宿，就退回滁县。时隔一星期，日军第2次来明光，仍是沿铁路步行从南来的军力五十余人，配重机枪两挺、轻机枪数挺。这时，省政府已派遣李蒸为嘉山县署理县长，驻在现在汽车队处。日军到后，县政时连电台天线都未来得及收，李率常备队撤到韩山后与日军交火，常备队逝世五、六人。日军至晚没有驻守，又向南退去了，李蒸等回到县政府，住地已被日军损坏，一个通讯员被捆在长凳上用刺刀戳死。二、三天后，日军才占据明光，驻在现在汇源巷江汇源炮楼上，明光四面街口安上栅栏，派岗护卫。
一九三八年新年前，在明光曾有两次战役，其间一次是李蒸指挥的。李蒸是黄埔四期学生，急于邀功请赏，常用电报向省府报称怎样怎样抗击日寇，以便要钱、要弹药，意图还想把代县长的“代”字去掉。日军占据明光后，李蒸部驻在大溪河，偶遇广西军编号“杨开多”(注：在其它文史资料里是似有不同解说)部两个营长，也率部驻在大溪河。粱、何两位营长与李是同学，他们商定了夜袭明光日军的方案，由常备队担任当导游，游连长率一连人，每人带火油一瓶。深夜摸进明光大巷口今后，先烧了日军的马厩，烧死战马十余匹，烧掉民房百余间。在日军的重火力阻击下，常备队已逃跑，广西军地势不熟，游连长以下二十余人壮烈牺牲。第二天，何、粱两营长大骂李蒸是奸细，山卖了他们。李蒸率部跑到戴巷去了。不久，别动总队算一游击司令王占林曾率二百余人夜袭明光一次。
李当上了署理县长后，委任我为卫兵长，榜首项使命是到蒲子岗蒋鸿飞处要县府大印，一九三八年新年今后，李率中队长陆祥、明光商会防护团团长李康衢等百余人驻在子岗，除要县印，还要蒋为县政府征收钱款，因而产生冲突。当夜,蒋鸿飞、蒋华甫纠合民枪七百余人，将翡子岗围住，两边交起火来，但互无伤亡。李蒸率部又窜逃到路西六安省政府。省政府录用他为嘉山县县长，命他回嘉山，驻在自来桥。李为了扩大实力，收编了土匪孟金魁部及民间装备吴厚安。前者为榜首大队长，后者为第二大队长，石安清帮头子何老六为第三大队长，下辖十个中队，共约八百人，李蒸自任嘉山县社训抗日游击总队司令。此刻，嘉山县军政人员的薪饷全靠在自来桥、白沙王一带搜括，农人负担奇重，大众深恶痛绝，白沙王公民奋起抗捐抗税，李蒸派兵，两边曾产生剧烈战役。李指令烧掉白沙王民房数叶间，打死大众五、六人。李蒸部（孟金魁）四出掠取，兵匪不分，内部对立（特别是李、孟间对立）十分激化，因而产生火并，孟金魁将李蒸打死，夺取了县印。省政府得知后，派来安县屯仓地主周少藩为县长。周使用安清帮的联络，先委孟为大队长，骗得县印后不久，又将孟金魁枪决。
日军占据明光后，在明光驻守警备司令部，司令叫筒井中校（团级）(注：原文如此，实践上日军无此军衔)，今后是松田少佐任司令，“下管定远、滁县、嘉山、盱眙、五河。在行政上，办理机关出！“宣抚班”，班长名叫近藤秋，这个“宣抚班”，掌管嘉山悉数政务，上归蚌埠的机关长园田领导。园田实践是江伪省长倪道烺的太上皇。
为了消压我国公民的抵挡，日军施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方针，光四周二十里内的房子被烧光，见人就开枪。制作无人区，鸡，鹅、鸭、牛、猪、粮食、衣服一抢而光。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定“扫荡”古沛区域，就放火烧掉了、姚郢、余郢，高咀、魏摆渡、坝底、涧西、蒲子岗、小溪等村镇数千间房子，家畜抢尽。同年五月，又残杀了天门陈、高郢等大众一百七十余人。其手法极为严酷，把老大众站好用机枪扫射，乃至排好一行直线，一枪打死五、六个，不忍目睹。日寇罪过，真是无恶不作!
日军施行两手方针：一手是血腥的“三光方针”；一手是怀柔方针。他使用少量卖国求荣的奸细，树立傀儡政权——汪精卫的嘉山县政府。这个“政府”的榜首任知事（即县长）是保持会会长胡天扬。上一任的会长陈亚镜、李国玺被游击队处决后，胡天扬继江保持会会长。胡曾派肖某某、胡某某去戴巷搞伪化作业，被愤恨的戴巷大众用木棍打死。这件事足以证明我国人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
胡天扬当上了县知过后，嘉山分五区：明光区区长先是刘玉群，后为张向欧，张又任差人周长，三界区区长陈振球，管店区区长邢赞臣，邢当县长后，区长由刘春廷担任，张八岭区区长李某贷；三河区区长吴荫堂，吴当县长后，由梅岚生继任。
区长下面是坊长（乡长）、银长、甲长、施行连环保准则，发给“良民证”。开端“良民证”是一块白布，写上名字，住址，加盖公章；后来发一个有相片的小簿本。农人进城，首先向放哨的日军鞠躬，喊声“太君”（即队长的音译），经他搜身后放行，稍不满意，则被打、骂，狗咬，乃至杀头。伪政府树立一个“防共自卫团”，榜首任团长是沈干臣，今后是吴荫堂。
从这个称号就可以精确的看出，日本人的装备首要是“防共”的，对待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了。
在这儿略述一下榜首任县知事胡天扬之死：其时嘉山县政府设在自来桥，县长周少藩专心想向省府邀功，想方设法地想把胡天扬除去，他把住在张八岭的陈家志找去，（陈是胡天扬的干儿子），周少藩要他“大义灭亲”，把奸细县长干掉。他并把陈的一家老小，弄到自来桥留作人质。陈到明光后，胡天扬以为干儿子是自已的交心人，就委任他为卫队副。随身捍卫自已，陈殷情侍侯“干爷”，交心而又周到，深得胡的宠信。不久。周少藩的自卫大队长胡明玉，（是周在安清帮的学徒），派几个便衣到明光，私自与陈家志联络，叫他乘机举动，他们随时接应。经过密议后，一天晚间，陈向胡天扬谎称：外围状况紧急。差人人心浮动，请县长到差人局训话，以安靖人心。当晚胡天扬率卫队长刘某及卫兵八人，到差人局训话，胡明玉的便衣探知后，当即预备好，胡天扬训话后由差人局（县专卖公司）回县政府（现公安局），途经三星街口，陈家志与便衣“对上眼”后，急从后边连发数枪，击毙胡天扬和卫队长刘某，此刻，便衣也当即举动，又打伤了卫兵王多宽、施黄招等人，他们趁紊乱之际，跑回自来桥，向周少藩报功请奖，周见事已办成，备加赞誉。本来其时设在大别山的安徽省政府，已预备把周少藩革职，另派县长，后来因为他立了一功，不方便调换只好让他持续干，直到日本屈服，他到明光接纳汪伪嘉山县长吴荫堂的政权，就任抗战成功后榜首任嘉山县长。
珍珠港事故后，日军的阵线拉得更长，驻军也减少了，明光警备司令部担任人由中校降为少佐，施行搜罗奸细，“以华制华”方针。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负荷太重，有必要从我国掠取物资，以便供给军用及国内食用，因而在明光树立“三菱洋行”。他的最大的意图是搜集粮食，运出作军粮或日本国内民用。其时光有二百多家粮行，粮业公会会长汪慎吾及刘伯桢、赵康渠等出头，把几百家粮行收买的粮食悉数交给日军。那时明光车站天天运出的都是粮食。“三菱洋行”很垂青牛皮、金属品，特别是铜、铁的收买，但凡庙里的锅、钟都被劫走。关于铜的掠取是用盐换。那时盐施行配给，按人头由保、甲长领去分配，规则以铜板才干换到盐。因而，老大众用储藏票高价买铜板去换盐。这样日军两全其美，既搜括到铜，又起到封闭解放区的效果。要工业品，日用品也为“三菱洋行”所独占。商人进货要持购货证、搬运证，否则，布、火油、火柴、盐、糖、药品等不经日军操控下的这个“组合”赞同，是不能随意生意的。乃至连买火车票也要用储藏票换日钞再加通行证才干买到。
日本人在我国施行奴化教育是多方面的，如派人到日本去“参观”，遴派寻百川、李某某等人公费去日本。寻回来后，处处为日本人宣扬，说日本怎样先进、怎样昌盛，日本人在我国还办了一个“维新学佼”，由日本人遴派知识青年去读书。一九四O年，明光派到“维新校园”学习的有王祖让、王仰之等六人。一九三九年安排了一个“大明会”，地址就在现在新华书店后边的靳公祠，会长傅金康（伪县政府榜首科科长）。门前竖面会旗，是黑底上饰白月牙和一个白五角星。成员大部分是伪政府文职人员，如区、坊、保的主干及少量教师。主旨是宣扬亲日，如“大东亚共荣圈，都是黄帝子列，同文同种。兄弟之邦彼此提拔……”。每当日寇向解放区“扫荡”，其主干张向欧、朱亚东、刘子谷、王仰之、张重威等随日军去散传单、写标语。这个安排直属“宣抚班”领导。此分，还进行贩毒和卖淫活动，揭露毒害我国公民。口伪县政府设一个烟土专卖局，局长是伪省长倪道烺侄儿倪锦铎，地址在现在的书院巷红旗饭馆对面，烟土由日本人专供，白面（海洛英）由日本人托付一个朝鲜人专卖。专卖局附设若干售吸所，妄图使我国不光亡国，还要灭种。其用心之暴虐真无以复加了。所内备有，并有一百余家倡寮的可以随叫随到，这些不幸的年青妇女，被逼揭露为老板卖淫，成为日本人和奸细的玩物，日本人还发个“花捐照”，美其名曰“歌女证”。总归，日寇不光是军事上占据，施行“三光”方针；并且恶毒地进行经济掠取，文明侵犯，思想上的毒害，施行一套极为粗野而又严酷的血腥控制。
嘉山这块土地与全国相同，在我国推进起来的抗日巨浪激荡下，其时虽有的控制，也抑止不了嘉山人只大众的抗日热潮，民众抗日安排如火如荼，古沛、涧溪、旧县等地抗日游击队、背抗会、商抗会、各界抗敌管援会等纷繁安排起来，迈着坚决的脚步，奔赴民族解放战役的前哨，体现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
在三十年代，明光区域以汪道涵为首安排了抗敌后援会，搞抗日宣扬，演剧，向各界募捐，犒劳前哨将士，买了一些棉鞋、背心、毛巾等物资送到绥远（内蒙）前哨去，还发行《抗战日报》八开油印，记者胡兴武。其时汪道涵有台收音机，把录入的延安及前哨抗日音讯刊载出来。表演的节目：《放下你的鞭子》、《秋阳》等。艺人大部分是国术会成员，如王思江、刘子政、秦英海、余传斌等，由汪道涵导演。《秋阳》的内容，是一位抗联兵士挂彩后躲避在一个猎户家，老猎人把他藏在草堆里，日寇来搜寻时，用一块金表诈骗老猎户的孩子讲出实情，日军搜出伤兵并将其杀死。白叟回来后，闻此概况，勃然将儿子处死。经过上述种种宣扬活动，那时明光的抗日热潮很高涨。嘉山县壮训总队副总队长、军训少校教官李蒸见此状况，很不舒畅，他确定汪是异党分子，写一道手令给我（其时我为卫兵长），要我私自把汪打掉。得到指令后，我没有履行，悄悄将此音讯泄漏给汪道涵。使汪安全搬运。一九三九年今后，新四军挺进路东敌后，一九四O年相继在自来桥树立了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古沛树立了盱凤嘉抗日民主政府，对日军展开互不相让的奋斗，迫使日军只能在明光、石坝、管店、施营（三界）、张八岭一些铁路沿线集镇上，不敢出集镇半步，广阔乡村操控在新四军手里。而嘉山县政府却跑到路西古河去了。
武汉失守今后，日军为了敷衍长时间战役的形势，侵华方针有所改动，体现在把进攻锋芒指向解放区，对则是诱降为主，扶持伪政权，以华制华；剥削我国资源，采纳以战养战的战略。汪伪的“党纲”也精确指出“睦帮”的抵挡纲要，助纣为虐。
一九四三年，我被派到“中心将校练习团干部总队”受训，回来担任汪伪嘉山县保安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其时副大队长是郁学全，一中队长王连仁驻石坝，我（二中队长）与陈尧之驻管店，三中队长邵辅民驻三和，四中队长王占鳌（王海山）驻三界。同年，松旧少佐纠合了五河、滁县、凤阳的日军共三个中队，加上伪军几百人，向定远老牛仓、练铺、池河去“扫荡”，夜间在练铺遭到新四军埋伏，仅日军就被击毙七个。第二天占据了解放区县政府所在地瓦屋刘，但除搞到一批未运走的戎衣外，其他一无所得。当日军途经周岗时，这儿驻守着柏承君部（即老大众咬牙切齿的土匪队白刀队）。的旗看得一览无余，日军没有打，也没有打日军。
一九四五年四月，新四军地下作业者陈全英（女，又叫黑翠，蒲岗人）从盱凤嘉来明光取情报，鼓叛徒告密捕，受尽了酷刑，意志坚定，在南大寺勇敢牺牲；另一位是马岗抗日乡公所乡长寻英在“扫荡”马岗时坚决抵挡，打死连长一人。寻乡长腿负重伤被俘，在审问时拒不回答问题，后被捆绑在人力车上，拉到这个“连长”的坟前杀戮。一路上，寻乡长大骂敌人，高喊万岁！这些人的光芒形象、铮铮铁骨永久留在公民心中。盱凤嘉县长刘来源曾派人找我三次，向我晓以大义；当奸细可耻，亡国奴难当，我国人不打我国人，要热爱祖国，并说明日寇必败，我国必胜的道理，要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也思付；我是本县人。善恶到头终有报，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刘来源县长要情报，我经过岳父王汉昌送去几回。一九四三年春，日寇从五河、小溪河、明光聚集“扫荡”盱凤嘉，我及时报送此音讯，使之事先有所预备。我的中队驻守在石坝期间，与新四军津石区区长张厚民互有联络，张的三哥张康年是联络人，为他买过子弹、食盐、文具、布疋和医药、工业品。有一次，我亲身送一批物资和文件从汤韩（卞庄）过路，运向路西去。那时日军一个小时巡路一次，这一段时间我是掌握住的。我叫部下（伪军）看好明光、管店两个方向，发现日军就发警报。从这个空地过路是安全的。三界中以队长王占鳌与新四军二师铁路便衣植品三联络频频，因为路东、路西的首要地下通道是在施营车站，便衣大队对王进行了正面的时令教育，加上他们内部又产生了对立，促进他率全队起义，投靠自来桥抗日民主政府。其内部对立产生原因：是其时伪县知事（县长）赵慕儒赞同接纳伪省长林柏生小舅子来嘉山，担任保安大队长，林的小舅子乘晚车来明光就任，因未答出口令，被大队长郁学全的手下人打死。林柏生的老婆定要惩罚郁学全。一次由明光日军出头请咱们四个中队长与郁学全吃饭，席间把郁抓起来捆赴蚌埠杀掉了。咱们四个中队长都是郁的同拜亲信，坐立不安，特别是王占鳌与便衣大队联络最多，这件事促进他提前投诚。
关于那些极点抵挡、无恶不作的奸细，则采纳惩一儆百的方针，如上罗的乡长徐敬贤、津里镇长潘秀琪、伪区长吕介甫、特工队刘汝衡都先后被公民处决。一次便衣大队去惩治刘汝衡，那天夜里，他打麻将去了，才免于一死。过后他吓得丢魂失魄，惶惶不安。
希特勒被歼，苏联出动军队东北，抗日战役转入大反扑阶段，合理解放区军民在我国领导下对日大举反扑时，蒋介石在美帝扶持下，从峨眉山宣布指令，说什么“日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指令伪军“担任保持治安，保护公民”，不许克复失地。何应钦向日军指令说：“新四军是不合法装备安排……向日军收缴兵器，日军应予防卫……如为占据，日军应将其克复后，再交国军”。还鼓舞伪军持续、反公民，不许日军向解放区公民政府屈服。明光的日军、伪军依据这个指令回绝向新四军屈服，在日本天皇屈服指令发布后，还与新四军打了屡次仗。
这时躲在古河的县长周少藩来到明光接纳。周少藩要接，江伪县长吴荫堂不愿交，两边演了一幕移送接纳的丑剧。本来内派系树立，周的后台是李品仙的广西军，而吴荫堂已没靠了长江下游挺进军司令李明扬，两边后台都是大员。这时明光西边住的是广西军两个营，周少藩带领着以胡明玉为队长的县保安队一百余人。由广西兵营长出头把两边请来开军事会议，会上把这个汪伪的最终一任“县长”吴荫堂扣押，送蚌收监，直到解放后才被找公民政府枪决。
周少藩革职后，石裕鼎继任嘉山县长。因为我是吴荫堂的部下，说我附逆，没收了我的产业。而我有更硬的后台，能压倒他们，全椒驻军第五战区十纵（白刀队）司令柏承君少将是我的同学，他曾委任我为嘉山县少校锄奸大队长。我又参加了军统局滁县组为中尉通讯员。这是个间谍安排，共有组员三人：李玉尧、崔宗如和我。组长路秀峰，担任盱、嘉、定、天、五、滁六个县。揭露身份是“民生通讯社”记者。军统的成员见官大三级，不光公民恨，连内也又怕又恨。因而，石裕鼎也怎样不了我。三战时期，明光的间谍安排有几个体系；除戴笠的军统外，还有C.C派系的中统，中心嘉山县查询计算室，专员是王子仪，秘书葛宥三，下设别动队三十余人，常常捕杀革新者，十分凶恶。明光车站还住有中统徐浦段小组，专员叫任世瑜。一九四五年十月，捕杀盱凤嘉蒲岗乡乡长吴焕永；一九四九年九月又杀戮盱凤嘉县干部蒋道坦等数人。在此期间，盱凤嘉县委安排部长华恒隐藏在盱眙被捕，囚于盱眙监狱，因他与我有点亲戚联络，我托看守长郭石生、警保大队长王容成把他放了。王子仪的军统间谍残杀公民是隐秘进行的，都是夜间用刺刀戳死或活埋或投水等暗算的方法。一次逮到盱凤嘉总队一名班长（周锦华内弟）在南大寺活活戳死。盱凤嘉县一个叛徒张占元参加中统后，曾捕杀多名盱凤嘉县的革新干部，有的被用麻袋装着扔进河中。
据我回想：从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八年，在明光这个舞台上，各种政治实力和安排都出来体现一番，出于他们各自的意图，愚弄公民，扩大实力，打着各种旗帜，你争我夺，称霸一方，成果受害的仍是广阔劳动公民。
李蒸（一九三八一—一九三九，先署理，后正式，住在自来桥一带）社训游击总队司令李蒸、副司令郭以完。
周少蕃（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逃亡古河日本屈服后迁明光）嘉山县自卫大队大队长胡明玉
四、安清同盟会。会长刘改衡。副会长周善诚。地址在龙泉巷内，按“元明兴礼、大通悟觉”等二十四个辈份拜兄弟，分兴五、嘉百、江淮三个帮。明光“兴五帮”实力最大，入拜的什么人都有，工人、农人、商人、乃至小偷窃匪都可入会，具有徒子徒孙几干人。其上层刘汝衡等受日本人指挥，刘又担任日军特工队队长，是日军的爪牙。
六、县党部。书记长上一任姚成球，后为胡惠民。三青团主任胡铭文。县党部住公安局对门。
十、参议会。嘉山县参议会议长胡菊潭。副议长李云程，一个乡一个县参议员。明光的参议员李咸熙、李星北、胡惠民、童季云、李国纲。
十一、劝戒烟酒会。会章规则：“有理顺天心，时间孝双亲。烟酒是大戒，世事让三分。”理事长汪益之、周善诚。会员五百余人，大部分是小商和农人，崇奉观世音，敬奉金圣叹，说什么金圣叹因喝酒吟诗被杀。诗曰：“往日旧祖朝朝见，却把壶（胡）儿放一边。杀头痛事也，喝酒快事也，因喝酒杀头，爽快，爽快！”
十二、旅明同乡会。会长詹步光，会员大部分是外地来明光经商的小商小贩。他们要租地皮盖房子，明光的地主进行敲诈，两边对立很大。为了抵挡地主的高价房、地租，明光曾产生了八百余名小商贩罢市。后被胡菊潭诬为活动而闭幕。
十三、寿凤同乡会。会员大部分是凤台、寿县来明光四乡为胡、李、汪、秦四大姓种田的田户。会长李兰田，也是明光安清帮头子之一，李操纵这个安排，为他在明光镇上比赛的本钱。
十四、日寇屈服到解放这一段时期，明光还树立个的第九区专员公署。榜首任专员朱子帆，是位前进人士，第二任专员宣介溪，下辖滁县、定远、天长、来安、全椒、肝眙、嘉山等县。
十五、汪伪政治捍卫局。局长王玉云，是汪伪的间谍安排，从中心到县笔直体系，下设若干安排，专门搜集情报，捕杀革新者。住址在三星街下边。其时明光有四位前进学生，其间有两位是王佩山及王兴武的孩子，均在十七、八岁，被政治捍卫局的胡元文密报，后被杀戮。
从上述的断片回想，可以精确的看出日、伪、顽彼此勾通，损害公民罪恶。一起这个回想，也是我的自我解剖。我现已年逾七旬，来日无多，在党的光芒照射下，应作为一些量力而行的对公民有利的事，酬谢党和政府予我以重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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